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亞洲,特別是大中華地區成為瑞士鐘錶業增長的重要引擎。2005年,大中華地區的銷量才占到瑞士鐘錶出口總值的19%,而到了2012年,這個份額就已經暴漲到32%。然而,從2013年到2014年,由於中國區銷售的下降,衝擊到整個大中華區業務,使得其份額降至27%。
人們常常指責中國和香港,認為它們是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我們並不打算舊事重提。誠然,瑞士制表業已經變得極度依賴中國,其國家主席在決策上的任何變化,便足以破壞整個行業的生態系統。
但是,在過去兩年間(由中國,加之國際緊張局勢導致的)經濟的下行,客觀而言,這與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的金融危機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瑞士鐘錶出口在歷經一年持續粗暴但較為短暫的急劇下降,縮水高達25%之後,又突然復甦,2010年1月攀升超過10%,到3月份增長超過30%。
許多事情到了2010年,開始重回正軌,這可能是當前局勢的解藥之一。然而,瑞士鐘錶業似乎並沒有從「次貸危機」中吸取任何教訓。中國需求的急劇下降(或者更準確地說,需求的「急剎車」)預示着一個不同的危機,再加上其他因素,便形成了一個轉折點:價格危機,或者說由於價格問題而引起的危機 ,同時也是一種身份認同危機。
在2010年,鐘錶商們認為他們可以一如往昔,繼續昂首前進;但在2017年,一切都變了。
在中國,由於習近平主席上台後,帶來的一些政策上的變化,那就是數量龐大的新興中產階級需要保證廉正公平、反對地方性腐敗,加之中國經濟增長總體放緩的大背景下,瑞士鐘錶對中國的出口受到不小的打擊。
首先,反貪運動是高層政治決心的表現。政府的高層、中高層甚至是中層公務員都喜好佩戴奢華腕錶招搖過市,好像帶着個便攜的保險箱,因此,沒有任何手段比打擊「貪腐腕錶」更具代表性。
但反貪運動除了其政治層面的作用以外,隨着針對中國遊客的入關商品限制的實施,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是立竿見影。中國遊客在環球旅遊後,再也不能滿載而歸,也不能從香港批量帶回商務禮品!
而且,寶格麗(Bulgari)首席執行官約翰.克里斯朵夫(Jean Christophe Babin)不無諷刺地說:「慷他人之慨,總是更大方。當你不能再乘坐商務艙時,你會更加謹慎。」
為應對出口下滑,「世界工廠」不得不作出改變並專注於國內需求。在中國,數以億萬計的中國人被要求購買國貨。習近平在開展反奢侈、反腐敗運動以及制止國外購物的同時,也迅速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緊接着是香港,然後接二連三地,就是巴黎、盧塞恩和因特拉肯。
「「反奢侈和反腐敗運動於2012年中期開始對銷售產生影響,雖然在那時效果相對溫和。但到了2013年,這種影響開始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令銷量大幅下挫約30%到40%。
那一年,高端腕錶銷售額約為6.53億美元,與2004年持平!這絕非巧合:豪華腕錶作為一種低調而又理想的禮物,已成為腐敗的象徵。網絡論壇的博主和段子手們,在宣傳反貪腐運動的同時,更進一步地加深了這種影響」。
(《EUROPA STAR》,2015年3月)
劉鈺涓:「反奢侈運動作為反貪腐運動的道德延伸,有着類似的模式。那些用以替換舊庫存的新款腕錶則有所不同; 在風格上,新表款沒有明顯的奢侈痕跡。2013年,上海當局強迫路易威登撤回其商店外展示的超大號行李箱,這足以說明反奢侈運動是如何徹底展開的。
在中國人看來,腕錶,特別是瑞士製造的腕錶,應該歷久彌新,能夠傳承給下一代。瑞士腕錶的設計和功能增加了這種份量。
由於作為「禮品」的腕錶銷售大幅下降,目前客戶購買意圖已經發生改變:他們為自已買單;投資而非消費。中國市場正一點點地變得成熟起來。(《EUROPA STAR》,2015年3月)
中國市場上鐘錶價格特別報告:
源自: Europa Star TIME.BUSINESS/TIME.KEEPER 特刊 2016 十二月 - 2017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