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ek Philippe百達翡麗——代代相傳,相伴永遠

獨家專訪百達翡麗前總裁PHILIPPE 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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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18

傳承的概念已經完全融入了 Patek Philippe 百達翡麗,而品牌的著名廣告語「沒人能擁有百達翡麗,只不過為下一代保管而已」更成為腕錶界的經典標語。毫無疑問,它除了表達出這個源自日內瓦的家族制表企業腕錶的一貫特質,更是講述着那個植根於品牌的服務理念:從品牌創建之日起(1839年)售出的任意一枚腕錶,百達翡麗都能夠修復。

照片拍摄于Philippe Stem担任公司总裁期间,背景是品牌档案室,里面小心保管着从1839年开始的所有档案,每一枚腕表的制作都有单独的记录,这些相关文件全是通过沿用至今的方法归档分类。
照片拍攝於Philippe Stem擔任公司總裁期間,背景是品牌檔案室,裡面小心保管着從1839年開始的所有檔案,每一枚腕錶的製作都有單獨的記錄,這些相關文件全是通過沿用至今的方法歸檔分類。

Europa Star腕錶雜誌特約撰稿人深感榮幸能獨家專訪百達翡麗前總裁Philippe Stern先生。儘管,他在2009年已經將公司的管理權移交給了他的兒子Thierry Stern,他本人還是非常樂意向我們講述品牌這個至關重要的傳承概念。

Europa Star(後面縮寫為ES):談到最著名的百達翡麗鐘錶博物館,它當之無愧是世界上最為精良的博物館之一,並且用一種蔚為壯觀的方式展示着品牌對其歷史傳承的重視。那麼你們為什麼要建立這座博物館呢?它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Philippe Stern:我從1962年開始為家族企業服務,但我很快意識到,除了那幾塊碰巧放在家族柜子裡面的懷表,以及其他約四十枚各式各樣的時計以外,我們並沒有一個真正完整的家族收藏。在去美國出差期間,我發現有一個資深收藏家集團對我們的歷史和整個制表歷史都非常感興趣,所以我決定一點點地深入研究並着手建立起了這個百達翡麗各時期表款的收藏。我最初的想法主要是為了給後代留下一系列的收藏,在那時,收藏家們對腕錶也不是特別感興趣,所以收購價格出奇地便宜。比如:我曾以三萬瑞郎的價格購得一塊極為罕見的三問腕錶Reference 2419,如今它的價值已經攀升至一百萬瑞郎。

ES:您的收藏範圍是不是很快就從百達翡麗腕錶擴展到與整個制表史相關的物件?

Philippe Stern:最初,我的目標是展現從1839年百達翡麗成立以來到如今的整個發展歷程,但在1975或1976年前後,我開始對更早期的舊錶產生興趣,它主要基於一個想法:逐步展示整個鐘錶技術及審美的演變,講述從16世紀鐘錶的發明開始直至1839年百達翡麗品牌的正式成立期間的整個制表史。在此之後關於鐘錶的「故事」,百達翡麗則當仁不讓成為主角。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年轻的Philippe Stem(右)和百达翡丽第二代掌门人Henri Stem(左)。在这两个男人背后普普通通的展示柜里收纳着品牌一整套私人珍藏。
照片拍攝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年輕的Philippe Stem(右)和百達翡麗第二代掌門人Henri Stem(左)。在這兩個男人背後普普通通的展示櫃裡收納着品牌一整套私人珍藏。

ES:在創建一個如此全面的收藏背後,有沒有一種向公眾傳授鐘錶知識的考量?

Philippe Stern:從一開始我就想向公眾展示這個收藏。因為,當時沒有真正意義上講述制表史的博物館,而我們數百次的收購(其中許多甚至是拍賣所得),都是考慮到這一點。我一直在尋覓有詳細文獻記錄且保存完好的表款,他們可以展示腕錶行業和裝飾藝術發展的重要階段以及最引人注目的創新。如今,我們總共收集了大約2,500件展品。

ES:目前,你們是否更加關注博物館展品在教育方面的意義呢?

Philippe Stern:是的。我們正在調整我們的所有展品,以便這些藏品能更好地展現其歷史背景。現在,訪客甚至可以藉助iPad來增強體驗感。每個展示櫃都有編號,這樣訪客可在iPad或互動終端上閱讀每塊表的詳細說明,展品與文化發展、歷史事件、歐洲文明以及在德國、英國和瑞士出現的創新之間也建起了聯繫的紐帶。腕錶製造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它也從各個方面見證了自身的發展史。為了改進陳列效果,我們耗費了大量的精力,我甚至還親自讀完了所有的展品註解。此外,我們還重新設計了陳列櫃,減少了展品數量(理想數量為1000件,分布於150個不同的陳列櫃中)我們可不想讓人們在博物館裡不知所措!

ES:但這種對傳承的關注僅僅與展出的表款相關嗎?

Philippe Stern:不,當然不是。我們還展示繪有微繪琺瑯彩的自動機械和物件,該琺瑯技藝是日內瓦的一大特色。除此以外,我們圖書館藏有超過8,000本關於鐘錶的著作,以及大量文獻和公司檔案,其中一些非常珍稀。

ES:你們所做的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傳授技藝和行業經驗。對於制表業來說,它的重要性表現在什麼方面?

Philippe Stern: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對於制表業來說都是至關重要。但是要傳遞,就必須先好好保存,保護和傳承是我們家族事業的重中之重。縱觀我們所經歷的歷史動盪,包括在機械腕錶的至暗時代——石英時代,我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好一切:信件、賬單、原稿、照片、圖紙、廣告、模型,我們通通都保留了下來。在我們保存的分類管理檔案中,從成立之日起的每塊表的所有細節都一一記錄在案:手錶類型、機芯編號、機芯、表殼編號、款式、錶盤類型、製造日期、銷售日期、錶帶類型和其他信息。

ES:近年來,復古表之風一直在大行其道,您注意到了嗎?

Philippe Stern:會員可通過專屬網站獲得檔案提取服務,了解更多古董鐘錶的信息,因而網站訪問量顯著增加。特別是在過去五年裡,相關信息的諮詢達到頂峰。此外,我們的修理甚至還原古董物件的服務也是如此受追捧。我們庫存零配件在600萬到800萬之間,他們可覆蓋大約95%的要求,其中不乏保存時間超過150年的配件。任何系列腕錶在停產之際,我們都會大量生產額外零部件來滿足大約未來50年的售後需求。這是一個「有生命的」遺產,一個真正的寶庫。雖然其維護成本非常之高,但它能確保傳承概念不僅僅只是一個空洞的詞彙而已,我們真的在行動。每年我們都會進行將近90,000次的各種保養、檢查和修復工作,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我們腕錶的年產量,並且還在持續增長。

1996年,百达翡丽将生产设备全部搬到位于日内瓦市郊的Plan-Les-Ouates。在当时,我们以为这座超现代化的大楼能够满足公司未来数十年的需要。然而,到了2015年,我们决定拿出5亿瑞郎现金键新大楼,这是对未来的一笔很大赌注。“那是我卸任之前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Philippe Stem指出,从那以后,这份重任便落到了他自己的儿子,百达翡丽现任总裁Thierry Stem肩上。
1996年,百達翡麗將生產設備全部搬到位於日內瓦市郊的Plan-Les-Ouates。在當時,我們以為這座超現代化的大樓能夠滿足公司未來數十年的需要。然而,到了2015年,我們決定拿出5億瑞郎現金鍵新大樓,這是對未來的一筆很大賭注。「那是我卸任之前做出的最後一個決定」,Philippe Stem指出,從那以後,這份重任便落到了他自己的兒子,百達翡麗現任總裁Thierry Stem肩上。

ES:傳承這件事不光只關乎物件,還有知識、制表工藝、商業秘訣的傳承,對嗎?

Philippe Stern:的確如此。為了保持傳承的活力,我們會將之作為遺產傳遞下去並且一直堅持不懈。即便有些特別的制表技藝和技術訣竅已經過時了,甚至看起來毫無用處的時候,我們仍然要堅持把它一代代地往下傳。畢竟,誰能保證這些技藝在某天不會派上用場呢?那集成了珍稀藝術技藝的代表——圓頂座鐘便是最好的例證。大約在1965年前後,圓頂座鐘的庫存甚至一度達到上百件。那時已經沒了銷路,但是我們並沒有停止座鐘的製作,因為我們只是想要保存製作座鐘的技術。同樣,琺瑯彩技藝在當時也幾乎沒人運用了,但是我們沒有放棄,這才使得這麼寶貴的工藝不至於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面。如今,我們為當初的決定感到欣慰,而我們的圓頂座鐘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在50年前,誰會相信這一切呢?

ES:拍賣似乎重燃了人們對鐘錶歷史的興趣,而百達翡麗則成為這場盛宴的大贏家,表款估值在拍賣會上也屢創歷史新高。您對此的看法是什麼?

Philippe Stern:在1989年,品牌150成立周年之際,Antiquorum拍賣行的創始人Osvaldo Patrizzi組織了一場名為The Art of Patek Philippe的腕錶主題拍賣,他是機械制表復興之路上真正的開拓者和夢想家。而在同年推出的裝載了Calibre 89機芯的紀念懷表,更是我們經過9年潛心研究的傑作,它集成了33項複雜功能,包括了可發出大小鈴聲的組鈴以及三問報時功能,我舉這個特別例子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我們所做的鐘表技藝傳承與保護的縮影。我們從1845年製作第一塊三問表開始就從沒間斷過,最初是三問的懷表,到後來我們也打造三問腕錶(1906年),它們大部分的機芯都是源自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而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所以大多數珍稀表款都是鐘錶巨匠們使用歷史悠久的製作方式和傳統工具手工打造的。製作過程里的每道工序都是他們獨立完成的,並且還要保證不出任何一點差錯,因為小小的失誤就會導致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而Calibre 89機芯的設計和成形則標誌着制表方式的根本改變,因為它能夠精確地再現複雜機械功能。

ES:現代制表師也是在為制表技藝的傳承做貢獻?

Philippe Stern:沒錯。我們已經組建了一個技術和工程部,專門負責繪圖和測量等工作。但與此同時,修復工匠仍會收到來自汝拉山谷的機芯半成品,以及舊物件的草圖和詳細說明,這些都是關於機械工作原理的絕版資料,還有前輩設計出的一些修復技藝。如果沒有工程師對這些檔案的刻苦鑽研,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打造出像Caliber 89這樣擁有眾多複雜功能的傑作。它不但是在向制表工藝和修復技藝的傳承致敬,更是標誌着腕錶製造從純手工時代到機器製作的轉變,它還預示着新一代傑作的誕生!在吸取過去的教訓之後,我們將迎接一個全新的未來,這是一次真正的復興。如今,我們已經做到了把所有信息記錄在案並存檔,這樣可以保證在將來能完美複製任意表款。因此,這也算是傳承的一種形式,它同樣可以確保制表工藝不會消失在時間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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