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國人對鐘錶「中毒」如此之深?

探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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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19
谁让国人对钟表“中毒”如此之深?
鐘錶是如何在中國獲得如此優待的呢?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提及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關於未來的假設。 在這段奇妙的旅程中,我們會遇到從耶穌會傳教士到塔威山谷(Val-de-Travers)的制表工匠等各色各樣的見證者。

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之時,常偉(北京的鐘表專家兼日內瓦鐘錶大賞GPHG評委)這樣為我們解釋道:「西方人對中國人痴迷鐘錶這件事一直抱有極大的好奇心。要知道中國是一個擁有千年文明的國度,在歷史上,中西方也曾有過許多的文化交流。這其中,天文演算早已是大清帝國的科學家們所掌握的一門技藝。」

正如歷史學家Dominique Fléchon在上一期的Europa Star鐘錶雜誌中所回顧的那樣,天文學在中國的誕生比歐洲早了2000多年(水鍾出現於公元前500年),而古人更是在公元11世紀造出了水力天文鐘。然而,這位歷史學家同時也指出,中國在天文學方面的文明和造詣也僅限於皇庭之內,而正真用將之於精確計時卻是從歐洲興起的。

「西方人對中國人痴迷鐘錶這件事一直抱有極大的好奇心。要知道中國是一個擁有千年文明的國度,在歷史上,中西方也曾有過許多的文化交流。」

鐘錶是傳福音的手段

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自鳴鐘帶到了中國,目的是為了取得進入皇家庭院的資格。通過向當時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展示歐洲文明,利瑪竇完成了自己傳教的使命(後人稱之為「間接傳教法」)。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目的是为了取得进入皇家庭院的资格。通过向当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展示欧洲文明,利玛窦完成了自己传教的使命
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自鳴鐘帶到了中國,目的是為了取得進入皇家庭院的資格。通過向當時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展示歐洲文明,利瑪竇完成了自己傳教的使命

1601年,利瑪竇成為受到明朝萬曆皇帝邀請的歐洲第一人。自此以後,在北京便出現了「自鳴鐘研究室」以及「鐘錶研究室」。到了18世紀,大清帝國統治期間,在紫禁城內有成百上千個制表匠人,在眾多歐洲傳教士的監督下,為皇家製造鐘錶。

為什麼中國的封建王朝會對利瑪竇所贈送的自鳴鐘以及西方的制表業表現出如此濃厚的興趣呢?「在滿清時期,中國和歐洲的之間的交流變得日益頻繁,清朝的學者想要了解西方貴族精英們的生活方式」常偉認為,「在他們看來,制表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標誌,它是上流社會的象徵。因此,一定要將之掌握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社會。」

"在他們看來,制表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標誌,它是上流社會的象徵。因此,一定要將之掌握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社會。"

然而,就像天文觀測是皇家獨享技藝一樣,開發並傳授制表技藝也僅限於皇城之內,這是中國帝王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中所享有的特權。毫無疑問,在這個當時的傳統農業大國,將精確計時開發成一種日常工具沒有任何意義。但在歐洲大陸卻完全相反,因為工業革命剛剛開始,生產效率都被精確到以秒為單位。

播威(Bovet)制表工坊,来自瑞士塔威山谷,其制作的系列腕表完美匹配了满清皇室的品味,他们也成为制作“中国怀表”的专家。
播威(Bovet)制表工坊,來自瑞士塔威山谷,其製作的系列腕錶完美匹配了滿清皇室的品味,他們也成為製作「中國懷表」的專家。

中國懷表的世紀

今天,人們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仍然可以欣賞到清朝製作的一些精良鐘錶,以及清帝國購買抑或由英國、法國、瑞士進貢的座鐘和懷表。許多都是成雙成對的,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徵(就好比如今的「對戒」與「對表」一樣),是平衡、完整與和諧的代名詞。因此,進貢給皇帝的禮品都是一式兩件,湊成一對。

由於西方國家的發展停滯不前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經濟已經衰落或從未起飛,瑞士制表業已變得嚴重依賴中國消費者。

19世紀初,東西方制表業關係出現了轉折點。瑞士懷表就是此時受到中國精英階層的熱捧。正是在這個時候,瑞士懷表在中國精英階層掀起了一股熱潮。那時,歐洲掀起了工業革命,各個國家在軍事和經濟實力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同時也是他們逐漸「蠶食」大清帝國國力的開端。與好戰的法國或英國相比,作為中立國的瑞士,其製造的鐘表在滿清皇室中的口碑更佳。

飞亚达大师系列腕表。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第六年,在周总理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腕表制造业才得以复兴
飛亞達大師系列腕錶。直到1955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全面勝利之後的第六年,在周總理的推動和鼓勵下,中國腕錶製造業才得以復興

播威(Bovet)制表工坊,來自瑞士塔威山谷,其製作的系列腕錶完美匹配了滿清皇室的品味,他們也成為製作「中國懷表」的專家。1818年,愛德華·播威(Edouard Bovet)離開倫敦前往廣州,並在該地以一萬瑞郎的價格(按目前的匯率換算為一百萬瑞郎)售出了四枚懷表。之後,播威兄弟便在瑞士小鎮Fleurier成立了一家專門製造懷表並致力於中國銷售的公司,它是腕錶銷售專業化開始的標誌。可以說播威表在19世紀對鐘錶市場形成了壟斷,其製作的精美琺瑯表引起了嘉慶和道光皇帝的極大興趣。 播威表的在Fleurier的總部常常被戲稱為「中國皇宮」!

Pascal Raffy於2001年讓品牌重獲新生,並在去年的日內瓦高級鐘錶大賞(GPHG)中榮獲金針獎。播威推出的「中國龍」Amadéo Fleurier系列特別腕錶也是為了致敬品牌與中國之間的這段淵源悠久的歷史。

先到占先機

滿清帝國於1912年的覆滅,標誌着帝國制表業以及中國傳統曆法的消亡。這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國度在此後經歷了一場大浩劫,先是日本的入侵,後是內戰。直到1955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全面勝利之後的第六年,在周總理的推動和鼓勵下,中國腕錶製造業才得以復興,中國於1958年在天津創辦了國營制表廠海鷗。新創腕錶製造工坊埃菲列文Atelier Wen的創意正是取材於華威鐘錶廠所製作的一枚名為「五星」的表款。

這種瑞士制表奇蹟將完全仰賴於中國市場的細心培養。

最先進入中國市場的瑞士品牌除了我們熟知的梅花表(TITONI)以外,還包括了英格納(ENICAR)、羅馬表(ROAMER)和雷達表(RADO),當時都是由中央政府統一採購。在中國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這個巨大的市場也從一個過渡期進入了一個全面開放的階段。在其開放後的第一個十年裡,我們就見證了這個偉大國度的高速發展,大量奢侈品牌紛至沓來,至今不見任何減退的跡象。

不過,市場紅利基本都被最先來到中國開拓市場的品牌占盡了,尤其是斯沃琪集團旗下的品牌歐米茄OMEGA和浪琴LONGINES,它們聯合亨得利新宇集團在中國大陸開展業務,站穩了腳跟。

風靡了四百年,未來的路在何方?

從滿清皇室對歐洲傳教士自鳴鐘的着迷到上世紀70,、80、90年代的結婚三大件(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在新中國的風靡,在過去的400多年裡,中國人對西方制表藝術一直情有獨鍾。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新中國的政治精英和新貴對身份象徵的追求,使得瑞士制表業的規模在新世紀之初便翻了一番。

中國現代生活高速「數字化」,加上激進的消費主義主張,塑造了當代制表市場的主要特徵。由於西方國家的發展停滯不前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經濟已經衰落或從未起飛,瑞士制表業已變得嚴重依賴中國消費者。因此,中國市場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使它面臨急劇下降的風險。

在中國經濟騰飛之時出生的第一批中國年輕人,他們養成了自己獨特的數字化生活方式,還會對這門古老而優美的制表技藝着迷嗎?毫無疑問,瑞士制表的「差異化」運作方式,並不斷推出私人定製的頂級系列還是得到了年輕一代的追捧。但是如何在中國保持和滋長「瑞士腕錶的特別待遇」,這仍然是一個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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